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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范，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创作素材。《红楼梦》一书在写法上也深得史家之笔法与深意灵异事件真实图片，它是“中国之家庭小说”，“此书描绘中国之家庭，穷形尽相，足与二十四史方驾”[1]897。司马迁以其非凡的才华和严谨的态度将近三千年的历史融汇并贯穿于一部书中，《史记》体现了他非凡的叙事能力。

一 叙事结构

一部《史记》，全书历时近三千年，涉及的人物有四千余人，司马迁创立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结构体系，从体例上设计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历史叙事结构。《史记》的叙事结构使近三千年的历史和众多的历史人物生动地再现于读者眼前，司马迁在结构艺术方面的成就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可借鉴的艺术经验。

（一） 《史记》对《红楼梦》宏观叙事结构的影响 1. 以大时空总揽小时空的时间整体性框架

中国叙事文学具有整体性思维特征，比如在叙事与时间表述中习惯于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来表达，了解这种整体性思维对解读中国叙事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框架往往也具有时间整体性特征。时间整体性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叙事作品的开头形态，中国人对一部作品，尤其是大作品的开头是非常讲究的，所谓“开宗明义”。《史记》和《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也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特征的影响。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史记》记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创立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结构体系，把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按照由“大”到“小”的结构层次娓娓叙出。《史记》以十二本纪开头，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是以它作为“究天人、通古今”的总枢纽。司马迁自述著十二本纪的目的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见《史记》以本纪开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叙事谋略，在全书中起着纲领性作用。在叙事结构方面，《史记》有明显的层次：由“天下(本纪)—一国(世家)—一人(列传)”的大时空总揽小时空的框架，十二本纪是全书的大时空构架，即本纪之下叙写世家，世家之下叙写不同人物的传记。

这种大时空总揽小时空的时间整体性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开头形态：往往在先建立一个时空整体性框架之后，再进入故事的主体部分。《红楼梦》便是如此：小说一开始先讲述了青埂峰下“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幻形入世后，历经人世的富贵繁华和悲欢离合，之后重回青梗峰的故事，这是全书具有“开宗明义”性质的第一层结构，是小说的大时空框架，通过这一层结构使读者对整个故事的基本思路有所了解。第二个结构层次是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这一回是微缩版的“红楼梦”，给读者预示了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这是“石头”所经历在幻境中的表现。之后是“石头”幻形入世后所历的具体演绎，是小说的第三个结构层面，也是故事的主体部分。从叙事结构与叙事角度来看，小说由三个层面构成：石头“记”、石头幻形入世前在太虚幻境所历、石头幻形入世后人间所历，也属于大时空总揽小时空的整体性框架布局。

不管是《史记》还是《红楼梦》，在叙事过程中这种时间整体性有益于读者对作品的接受。

2. 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

从总体的框架结构来看，《史记》既保留了传统编年体史书的时间序列特征，也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史记》共130篇，包含5种不同体例，这五种体例中，“表”相对于是时间序列，“书”相当于社会背景，本纪、世家、列传相对于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不同阶层的人物，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立体化的历史社会，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化体系，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全书呈现出立体化的效果。《史记》通过记人写事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展现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谓点(人)、线(时间)、面(社会)的有机结合。

司马迁这种点(人)、线(时间)、面(社会)有机结合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也被借鉴。《红楼梦》在大结构方面以时间线索纵贯始终：作者借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开端，以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演绎出整个故事，又以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两个人物穿针引线，故事由他们展开，也由他们归结，那块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顽石最后仍旧归于青埂峰下。《红楼梦》就是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按照时间的序列性推进故事的发展。作为小说，《红楼梦》又以塑造人物为主，描写了广阔复杂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反映封建社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道德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结构框架。作为一部诗史，《红楼梦》在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纵向时间框架中叙述一个个人物的故事，上演人物的悲剧命运，以此表现了时代、社会的悲剧。这些人物的命运和家族的兴衰紧密结合，可谓点线面的有机结合，从而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立体化结构特征。

（二） “纪”“传”体的结构特征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以人物为中心叙历史之事，通过对历史上形形色色人物立传再现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状况。全书既是一个个独立传记的篇章组成，又是一个时间组织严密的整体系统。《史记》的体例特征，即以记事写人为主，同时又具有编年的特性。《史记》的结构艺术对后世历史和文学的创作有重要影响，《红楼梦》在叙事结构方面也借鉴了其结构艺术。

1 纵向“纪”年的线性结构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认为，中国人以大涵盖小的整体制衡部分的年月日时间观念为历史叙事形成周密的编年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尽管《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记史传统，但在叙事过程中依然有着清晰的时间线索，具有编年的基本特征。

(1) 整体结构的编年特征 《史记》和《红楼梦》的结构从表层来看，都是人物和事件在时空顺序构架上的线性结构。《史记》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在结构安排上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序，保留了编年体史书的基本特征。《史记》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除“八书”外，其余四体都有明显的时间顺序，都是从上古时期到汉武帝当朝。

《红楼梦》和《史记》在结构布局上有相同之处，整部小说有着非常鲜明的时间线索。从整体结构而言，《红楼梦》讲述了一个由好到了的过程。是贾宝玉这块“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幻形入世，历尽人世的富贵繁华与悲欢离合后重回青埂峰的人生悲剧史，是宝黛钗“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婚姻爱情的悲剧史，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到“树倒猢狲散”的兴衰史。全书在时间顺序的大构架下展现了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展现了贾府的兴衰过程，是一段微缩的社会发展史。

除了整体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线性结构外，两部作品都包含一个清晰的阶段性的时间层次。《史记》叙事结构具有阶段性时间顺序，全书基本按照上古(上古春秋)、近古(战国秦代)、当代(汉代)的阶段性时间顺序记载了近三千年的历史，成为我国第一部通史。《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发展和故事情节发展也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清代学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言：

《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王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笼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玉失，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媪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2]1405

综上所述，《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以传人为主，《红楼梦》作为小说也以塑造人物为主，同样作为叙事文学，二者在叙事结构上有明显的时间顺序和时间层次。

(2) 微观叙事的时间顺序 《史记》“纪”年的特征不仅仅通过全书的编纂体例体现出来，具体到每一篇独立的传记中，也有一个独立的时间系统。《史记》按时间顺序记事写人的方法在《红楼梦》中也有所表现。从具体内容来看，《红楼梦》全书起于炎夏，终于严冬，预示了贾府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走向“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全书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叙事，在行文过程中凡春夏秋冬标明时节的语汇比比皆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明晰的时间线索，这是曹雪芹对史家笔法的运用。由此可见，《红楼梦》在叙事结构上继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书传统，具有编年的特征。

通过分析可见，《红楼梦》在整体框架结构上接受了《史记》以时间为基本线索，以写人为主的布局安排，以时间为经传人为纬，融合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基本特征，使全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2 横向“传”人的叙事结构

《史记》开创了以写人为主的纪传体体例，其写人成就主要体现在本纪、世家、列传中。司马迁筛选了对历史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并对其著书立传，使许多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史记》就像一个长长的历史画卷，让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徐徐而来，演绎了真实形象的历史进程。《红楼梦》接受了《史记》纪传体的结构特征，塑造了丰富的艺术形象。

(1) 《史记》单独立传与《红楼梦》总合一传

《史记》作为以写人为主的纪传体史书，主要通过一个个独立的人物传记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红楼梦》作为小说，要展现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传记不是独立的，而是通过故事的发展塑造许多人物，合成一传。《红楼梦》一部书实际上就是“金陵十二钗”为主的人物传记的合体。只不过《史记》是分开做成一个个的单独传记，展现从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当朝的历史发展过程，《红楼梦》却是一百二十回共成一传，在这个大合传中依次上演一个个人物的单独传记。

《红楼梦》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就主要人物宝黛钗而言，以钗黛为代表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其次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还有贾府上上下下众人等，曹雪芹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有主有次、有详有略，对典型人物总是专传突出，形成一个个人物传记，这一个个的人物传记又总合成一部《红楼梦》。

(2) 《红楼梦》对《史记》传记类型的继承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类型分为四类：单传、合传、类传、附传。从人物传记的基本类型来看，《红楼梦》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单传、合传、类传、附传在作品里都有所体现，不同的是《史记》的传记是分开的独立的传，《红楼梦》中的人物传记是前后勾连的一个整体形式。

《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作者都会专传专书，《红楼梦》所记人物众多，作者对主要人物在专章里突显其主要性格特征，使人物个性鲜明，也使全书结构主次分明。除了单人专传之外，《红楼梦》也有对《史记》中合传形式的继承。小说一开始便是甄士隐与贾雨村的合传，第六十五到六十九回为“二尤”合传，着重描写了尤三姐和尤二姐的悲剧命运。除了单传、合传之外，《红楼梦》中也有类传、附传的表现。如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就是贾府一代继承人的类传，北京这些人本是贾府家业的继承者，可是却不务正业，作者在这一回里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讽刺。第五十八回到六十一回则是莺儿、春燕、芳官、五儿等众丫头的类传。

由此可见，《红楼梦》虽为小说，但是在形式上自觉接受了《史记》人物传记的基本写法。

www.353123.com 二 叙事视角

所谓的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当作者要展示一个叙事世界的时候，不可能直接将具体客观的世界照搬到纸面上，而是通过一定的叙事角度和语言文字把动态的立体世界再现出来。这里所谓的叙事角度就是视角。《史记》和《红楼梦》都是叙事文学，《红楼梦》在叙事视角方面接受了《史记》的叙事特征。

（一） 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

受整体性思维特征的影响，《史记》在叙事过程中总体采取全知视角。作为史学论著，司马迁在叙事过程中通过搜集多方面的历史材料，全面地实录历史事实，并且按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探究历史发展的因果原委。因此，作者在叙事时站在全知的视角，全方位地表现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历史人物的兴衰存亡。

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中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心理、事件的发展等往往是全知的，这一点受史传文学的叙事影响，小说家往往继承史学家叙史的传统，站在叙事者的角度将故事的发展娓娓道来。《红楼梦》的叙事过程中也采用了全知视角，小说一开篇便叙述了顽石“无才补天，幻形入世”，历尽人间的富贵繁华、悲欢离合之后重回青埂峰下的故事。从历经 “几世几劫”，空空道人抄录石上之文传之于世，到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个过程叙述者无所不知，完全站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

《史记》在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在局部描写上有时采取限知的视角，所谓的限知视角是叙史过程中，叙述者对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等进行隐藏，使历史叙事更加精致化，使内容委婉曲折，耐人寻味。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作为史官，用全知视角叙事，对刘邦的家世、性情、形象、行为了如指掌。文中称刘邦为“高祖”，是司马迁作为臣子对帝王的尊称，是史臣的全知视角；见蛟龙附于刘媪身上，是刘太公的视角；见其上常有龙，是酒店主人的视角。《红楼梦》的叙事风格较为含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这与作品从限知视角叙事有密切关联，使读者紧随叙述者的眼光探寻故事发展的下一步，不仅有继续阅读的好奇心，也会产生阅读结果探寻的快感。比如《红楼梦》在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中通过黛玉的行踪和眼光描写贾府的人物和环境特征，读者是跟随黛玉的行踪一一了解贾府的。贾府除夕祭祀的盛况作者也是通过薛宝琴之眼一一道出，叙述者此时是隐含不出现的。

（二） 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

《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司马迁以良史严谨的态度客观记录历史，在叙事方式上，除了客观叙述历史外，每一篇传记大都有“太史公曰”进行主观评价，或将个人的褒贬之意隐于字里行间。作者忽而退到后台客观叙事，忽而走到前台主观评论，《史记》这一叙事方式为《红楼梦》所借鉴。

1. 寓论断于叙事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嘉祐集卷九·史论》言：“迁、固史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指出了司马迁在叙事过程中把个人的情感寓于叙事之中，继承了孔子撰写《春秋》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叙事中。如《晁错传》末通过邓公与景帝的对话表达了司马迁对晁错之死的看法。

《史记》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在《红楼梦》中有所继承，作者在叙事过程中隐约表达自己的主观见解。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中，贾珍因为居丧不得游玩，便以习射的名义召集世家纨绔子弟吃酒赌钱为乐，中秋之夜，贾珍带领妻妾赏月作乐，这个细节描写带有一定的诡异色彩，作者借贾府宗祠祖先之叹表达了对贾珍这纨绔子弟败家的哀叹，也揭示了贾府衰亡的重要原因。

2. 传赞与诗赞

《史记》中司马迁以“仆”“太史公”的身份主观叙事，《红楼梦》的主叙事层是顽石自叙，顽石在叙事中自称为“蠢物”，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在《史记》每篇传记都有“太史公曰”的传赞，作者对所传人物和事件进行主观的评论，这种叙事方式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深远影响。后世的史学论著末尾往往都有作者的传赞，《红楼梦》借用诗赞发表作者的主观看法。

《史记》中的传赞一般放在本传之后，在前文客观叙述的基础上，司马迁主观叙述，发表个人的主观评价和认识。《红楼梦》中的诗赞，如《红楼梦》十二支曲，主要也是作者对他笔下人物的主观评论和认识，但是由于《红楼梦》小说题材的限制，诗赞与文并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嵌入式的分散在作品不同的地方。这些诗赞是作者主观评论的一种表现，是对《史记》“太史公曰”的传赞形式的继承。

三 叙事艺术

中国的叙事文学与史学关系密切，史官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地位非常重要，史传文学在叙事艺术方面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艺术。作为史传文学鼻祖的《史记》，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特点也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同为叙事文学，除了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外，《史记》的叙事艺术手法对《红楼梦》也有一定影响。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勾勒出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其叙事艺术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红楼梦》叙事“取法《史记》处居多”[1]701。刘铨福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中也写道：“《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固得史家法。” 戚蓼生也说：“嘻!异矣。夫敷华炎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第观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1]561由此可见《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与《史记》有密切联系，是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自觉接受与发展。

一 预叙手法

中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整体性思维使叙事文学长于预叙，给后文展开叙述构设枢纽，埋下伏笔。在《史记》中，司马迁使用预叙的手法叙事，避免了叙述的单调性，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前呼后应，作品的结构更加严谨。《红楼梦》在叙事艺术上继承了《史记》的预叙手法，使读者在接受这部长篇巨著时对叙述的情节结构有一定的把握，使得故事的推进顺乎情理。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谈谈《红楼梦》对《史记》预叙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1 梦的预叙作用

从生理学角度而言，梦是人在睡眠时，大脑的神经细胞正常进行活动的结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梦是人类广泛存在的一种精神活动。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对睡眠中所受刺激的一种反应方式，是人们窥探心灵之窗，是揭露人们种种无法实现的愿望的途径。

通过以上对梦的阐释可知，梦是一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史记》中关于梦的记载有20余处，其中大部分的梦具有很强的预言性质。《红楼梦》中的梦境描写比《史记》丰富很多，梦的种类和作用也更加多样化，但是和《史记》相同的是《红楼梦》的梦境大多具有预叙的作用。《红楼梦》中描写最精彩的具有预兆作用的梦就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作者借贾宝玉游太虚幻境预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通过“金陵十二钗”的图册和诗文预叙了人物的不同悲剧结局，又通过《红楼梦十二支曲》预叙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结局。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梦接受了《史记》中梦的预叙手法，对事件的发展埋下伏笔，为读者的深入阅读伏下引线。

2 谶语的预示作用

《说文解字》云:“谶，验也。从言，戮声。”[3]51汉代学者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4]562所谓谶，即是一种于社会或个人的先兆性和应验性预言，通常假托天和神的旨意，以隐语的形式出现。谶语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是指对人物命运或情节发展具有预示、暗喻及象征的部分，对作品的情节发展有一定的预叙作用。

(1)《红楼梦》对《史记》中谶语形式的继承

谶语的使用不仅使叙事过程充满神秘色彩，还有一定的预叙作用，叙述了历史人物的命运或是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史记》中的谶语主要是谣谶，作者借他人之口无意中说出的话，事后应验。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谶语除了表示楚人想要灭秦雪耻的情绪化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与历史的发展过程相吻合。

《红楼梦》继承了《史记》谣谶的预言作用，如第一回跛脚道人所唱之《好了歌》，这首歌谣预示了整个故事由“好”到“了”的过程 。此外还有“金玉良缘”的语谶，从薛宝钗第一次出场，“金玉良缘”之说就成为横亘在宝黛爱情中间的最大阻碍，也成为宝黛爱情悲剧的预兆。

(2)《红楼梦》对《史记》中谶语形式的发展

除了谣谶之外，《红楼梦》中谶语形式还有诗谶，作为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意化的小说，《红楼梦》中大量的诗歌都隐喻了主人公的个性特征或是命运结局。《红楼梦》诗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喜欢用各种方法预先隐写小说人物的未来命运。比如林黛玉的诗作总是充满悲情感伤的色彩，《葬花吟》中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桃花行》里的“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秋窗风雨夕》中“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还有“冷月葬花魂”这些诗句无不隐喻林黛玉的悲剧命运。

戏谶也是《红楼梦》中的谶语的表现形式，《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其中有很多关于这个封建大家庭庆贺摆宴赏戏的情节，也写了很多戏曲文化，作者穿插这些戏文在书中，对小说情节的发展有预示作用。如《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所点四出戏，脂砚斋评点到：“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4]562王希廉在《红楼梦回评》第十八回也评道：“元妃点戏四处，末出《离魂》是谶兆，亦是伏笔。”可见这四出戏文都有一定的隐喻内涵和预叙的作用，所谓的“戏中有戏”，对读者在接受小说文本的过程中有积极作用。

此外《红楼梦》中的谶语形式还有谜谶，《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贾府众人在元宵节所作灯谜具有一定的预叙作用，对此脂砚斋在评点时一一进行了说明，元春所制灯谜是爆竹，脂批道：“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可悲哉！”迎春之灯谜是算盘，“此迎春一生遭际，惜不得其夫何！”探春之谜是风筝，“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5]97。惜春之灯谜是海灯，“此惜春为尼之谶也。公府千金至缁衣乞食，宁不悲夫”。由此可见，这些灯谜预示了众人命运的悲剧结局，可谓一迷成谶。

3 借伏笔预叙

《史记》和《红楼梦》都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典范之作，司马迁以其如椽巨笔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生动再现了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轨迹，曹雪芹也以其非常的才华叙写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同时展现了大观园众人的命运悲剧。为了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清晰展现人物一生的命运，司马迁采用埋伏笔的手法进行预叙，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伏笔的运用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故事发展的方向，而且读者的阅读期待会更加强烈。这一手法在《红楼梦》中得以继承发展。

《史记.李将军列传》篇首借汉文帝之口叹曰：“惜乎，子不遇时！”这伏下李广命运遭际“数奇”之根。司马迁饱含敬仰爱慕之情地颂扬了李将军超凡的射箭之术和忠实诚信的品性，但也无奈叙写了李将军不遇时的数奇一生。“惜乎，子不遇时！”成为李将军一生命运遭际的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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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在展开叙事时善于伏笔，使整部小说脉络贯通、前呼后应。伏笔的预叙手法是故事情节推进的预示，使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如《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写了元妃端午节赐礼，宝玉和宝钗的一样，黛玉和迎春姐妹的相同，这是作者的重要伏笔，暗示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元春作为皇妃，她关系着贾府的荣辱得失，元妃的赐礼明显预示了贾府对宝玉婚姻的最终抉择，同时也预示了宝玉和黛玉爱情的悲剧结局。这一回里还写了宝玉和蒋玉菡惺惺相惜互换汗巾的故事，这也成为后文宝玉挨打的伏笔，同时也伏下了后文袭人嫁给蒋玉菡的故事。宝玉送给蒋玉菡的松花汗巾原为袭人之物，蒋玉菡送给宝玉的大红汗巾最终又归于袭人，以此系定二人姻缘，后来袭人嫁给蒋玉菡之日，看到猩红汗巾与那条松花汗巾时，“始信姻缘前定”，这一伏笔构思甚巧。

二 “特犯不犯”的叙事艺术

《史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叙事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记载了众多人物和庞杂的事件，这些人与事难免会有雷同与重复之处，但作者却能用不同的叙事手法写出不同人物、不同事件的特征，显示了超凡的叙事才能。这种特犯不犯的叙事艺术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重要影响。《红楼梦》中叙写了众多人物和庞杂的日常琐事，曹雪芹在叙事艺术上继承了《史记》特犯不犯的叙事传统，使小说叙事生动而引人入胜。

作为叙事文学，《史记》通过历史人物记载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很多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历史事件在司马迁笔下却写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史记》类传里表现最为突出。《刺客列传》中依次写了曹沫劫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侵地，专诸为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豫让为报答智伯知遇之恩而谋刺赵襄子，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的故事。同样都是谋刺之事，而且同列一传，司马迁却写得毫不重复、各具特色，足见其非凡的叙事才能。

《红楼梦》继承了《史记》特犯不犯的叙事艺术，同样性质的事情，因为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以采取了不同的写法。同是写死，曹雪芹用不同的叙事手法进行描述，同时也寄托了作者赋予不同人物不同的情感，读来生动形象、感人至深。同是被打，《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浓墨重彩地写了宝玉挨打，第四十八回写了贾琏挨打，贾赦打贾琏作者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平儿向宝钗借棒疮药丸时间接叙述出来。前者写贾政打宝玉是实写详写，后者写贾赦打贾琏是虚写略写，与前文毫不相犯。 同是写生日，曹雪芹却写出了不一样的生日场面。

《史记》善于叙事，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其笔下各不相同，体现了司马迁超凡的叙事能力。《红楼梦》也善于叙事，繁杂的日常琐事和关系密切的人物最容易使读者混淆不清，曹雪芹在叙写过程中却能够细腻地区别，这种“重不见重，犯不见犯”的表现手法是对《史记》叙事艺术的继承。

三 互见法的叙事艺术

互见法是《史记》首创的一种叙史方法，“这一方法是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6]249。靳德俊在《史记释例》把这种方法称为“互文相足”：“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次，则互文相足尚焉。”互现法的使用，使《史记》避免了重复累赘，在叙述历史、人物塑造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1 互现法叙事

当代学者刘松来认为狭义的互见法是司马迁为了避免史料重复的一种手段，从广义上说，互现法是“此详彼略，互为补充，连类对比，两相照应”的一种表现手法。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大篇幅描写整个事件的过程，在《高祖本纪》和《留侯世家》中却简略叙之，凡此多次皴染描述，使整个事件全面展现，更加符合历史真实，通过不同传记不同角度的描写，也客观表现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出现，主次详略和写作角度不同，表现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这是《史记》中惯用的叙事手法。

互见法的使用使《史记》叙事条理分明、首尾完具，《红楼梦》对《史记》的这种叙事手法进行了沿袭接受，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多次体现。如《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贾政因琪官一事和金钏投井痛打宝玉，贾母怒斥贾政：“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7]458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红楼梦》并没有叙述贾代善与贾政年轻时的事情，所以读者对贾代善怎样教训贾政自然不明了，作者也不可能让贾母在盛怒之时啰啰唆唆地讲出贾代善教训儿子的情况。曹雪芹运用了互见法在第四十五回通过赖嬷嬷之口补出当日情景。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纷繁，在叙事过程中作者从不同角度用互见手法描写，使作品中所叙事件更加全面展现、人物更加立体化。

2 互见法写人

互见法作为特殊的叙述艺术在《史记》中对于如实记述历史人物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有效地避免了重复，而且使人物性格、精神风貌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司马迁往往在人物专传里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为良史，司马迁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因此和人物主要特征对立的一面往往会在其他人物传记中补出。这样既不失历史真实性，又突显了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还彰显了作者的情感倾向。

如《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把项羽塑造成为一个悲剧英雄人物形象，巨鹿之战中项羽破釜沉舟，刻画了他的英勇善战；鸿门宴放走刘邦，又体现了他的轻信率直；霸王别姬，可见其侠骨柔肠；乌江自刎，又是何等苍凉悲壮。在本传中，司马迁着重把项羽塑造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形象，而项羽的缺点大部分通过其他传记补叙出来。《高祖本纪》通过刘邦数落项羽十罪，与群臣讨论项羽失败的原因等，集中描写了项羽嫉贤妒能、不善用人的缺点；《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说出项羽失去民心、“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以及“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的残暴等等。

《红楼梦》在描写人物时，也经常使用互见法进行多角度地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性格特征更加突出。比如贾宝玉在读者心目中的第一印象在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之口说出，写了冷子兴眼里的贾宝玉“酒色之徒耳”“将来色鬼无疑了！” 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时作者通过黛玉之眼看到的贾宝玉是一个“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并且乖僻个性的美少年。第十五回又写了北静王眼里的贾宝玉，语言清楚，谈吐有致，“果然如‘宝’似‘玉’。”第三十五回写了傅家婆子眼里的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同一形象通过不同角度写出，使得人物立体形象、栩栩如生。

综上所述，《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范，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史学论著。《红楼梦》虽为小说，但和《史记》同为叙事文学，在叙事艺术方面接受了《史记》的创作经验灵异事件真实图片，把我国叙事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