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1900~1949年的半个世纪世界上最恐怖的动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百年中国近代历史(1840~1949)的后半段。费正清等英美学者在其鸿篇巨著《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的开篇有个重要观点：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

这是中国从山河破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转换到民族独立的时期，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也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既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中山)，中国的地震科学怎样在白纸上画出的第一笔，其苦难与辉煌、经验与教训，从世界潮流的角度加以考察与分析，是后人应做的工作。

在这50年间，世界上发生了3次前所未有的特大地震灾难：1906年美国旧金山8.3级地震、1920年中国海原8.5级地震、1923年日本关东8.3级地震，灾难空前，影响巨大，均对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中国的另外2次大地震分别是1927年古浪8级地震和1933年叠溪7.5级地震，伤亡人数均为万人以上。中、美、日3国又是如何渡过的难关，值得厘清脉络，温故知新。

近年，《中国近代地震文献编要(1900-1949)》(陈尚平等，1995)和《中国近代地震目录(1912-1990)》(中国地震局灾害防御司，1999)相继整理和发掘出了一些新材料，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吴瑾冰，1997；刘宝诚等，1999；崔艳红，2010；高继宗，2013)。但还缺乏对民国时期地震工作的整体评述，也就是说，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观察、说明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地震，不是个单纯的数学物理问题，它还是灾害，更涉及到抗震救援和社会责任。因此，近代地震史的研究存在着中西文化融合、新旧观念冲突、多学科交叉等相关问题。

这段历史的主体在“中华民国”(1912~1949)期间，分北洋政府(1912~1927)和国民政府(1928~1949)2大时段。地震科学的发展也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或正面或反面。一则内外战争不断，经历了一战(1914~1918)和抗日战争(1931~1945)的洗礼；二则近代科学传入，中西文化在碰撞中融合(茅家琦，2004)。特别是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段“文化复兴”时期。于是，地震学的发展便表现出了三阶梯状特点。不过与地质学、气象学等相邻学科相比，中国地震学的发展更为年轻和缓慢。

本文作为抛砖引玉的概述，期望得到多方指正。

1 近代地震学前史

首先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盛行于14~17世纪的欧洲，此时正值中国的明朝(1368~1644)。就在伽利略(1564~1642)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期，西方的地震知识也首先由意大利传教士们传播到东方。时间在明末，也即文艺复兴的晚期。

最早向中国介绍地震知识的是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在他1612年撰写的《泰西水法》一书中就介绍了西方的“气致震论”。其后，还有2位与伽利略同龄的学者——龙华民(Nicola Longobardo)(图 1)和高一志(Alfonso Vagnone)(图 2)，都是通晓中文的意大利学者，为继利玛窦(Matteo Ricci，l552~1610)之后在中国教会里学识地位最高的传教士。上述3人分别在中国传教15、56、44年，卒于澳门、北京和山西绛县。

图 1 龙华民(Nicola Longobardo，1559~1654) 图 2 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

据黄兴涛(2008)的考证，龙华民1626年编译了《地震解》一书，该书共9章，影响很大。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宝贵遗产，该书近年首次被意大利学者由中文翻译成意大利文。高一志1633年撰写的《空际格致》一书，专辟了“地震”篇，内容与《地震解》大体相同。2本书不仅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地震观点，指出要区分地面运动“摇”(水平摇晃)和“踊”(上下颠动)的特点，还讲解了地震起因、地震等级、发震的季节和时辰、地震前兆、震后灾情、地震地点、持续时间等知识。对地震的这些早期认识，反映了文艺复兴后期科学和迷信混杂的地震观念。

《地震解》和《空际格致》2本书，最早向中国民众介绍了地震的6条预兆——井水混浊、发臭、沸腾，海水无风而涨，天空异常清莹……。从明朝起，“震兆六端”便在我国广泛而长久地传播开来。正如1935年重修的《宁夏隆德县县志》的“震灾”篇所述：“余读龙华民之书，窃知地震兆约有六端”，其中的文字：“海面遇风，波浪高涌，奔腾萍淘，此常情。若风日晴和，台飓不作，海水忽然绕起，汹涌异常，势必地震。”很显然，是中国人根据龙华民传来的意大利地震知识所改写，并不是地处内陆的宁夏人的实践经验。

时至清朝，影响较大的是钦天监监正、传教士南怀仁1674年所著的《坤舆图说》一书。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是比利时传教士、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在华30年，卒于北京。该书在“地震”一节里进一步介绍和发挥了《空际格致》的内容，影响到康熙在1679年三河-平谷8级地震后的深思，促使其于1721年写出重要的《地震》一文。

随着1889年德国Paschwitz发现地震波，1883年英国Milne研究了张衡地动仪后，进而在1893年发明地震仪、记录到P波和S波，地震学的研究方向已明确。其后，1893年美国传教士李安德(Leander W Pilcher)著书《地势略解》，向国人介绍了地震成因学说、地震波动、日本地震学成果、有关地震的一些基本概念。Leander 1870年来华，曾任美驻天津副领事、北京汇文书院院长。

在这个时期，1898年日本大森房吉(Omori)改进和推广了Milne地震仪，国际上地震学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而中国正处于一种被动地接受西方地震学基本知识的启蒙阶段，文人学士并没有认识到张衡地动仪的科学价值。

2 清末和北洋政府前期(1900~1918)

清末的甲午战争(1894)、八国联军入侵(1900)、日俄战争(1905)使中国愈加深重地陷入殖民地的泥沼，西方列强的控制已从政治文化领域发展到经济和财政结构上。此间，日本崛起，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最凶恶的强盗。

清王朝被推翻，军权成为政权，专制统治由袁世凯延续下来。共和、民主并未实现(张宪文，1985；茅家琦，2004)。

20世纪初，西方完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由“蒸汽时代”进步到“电气时代”，深刻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随着1900年国际地震学的起步，以传教士为主体的零散的近代地震学研究也逐渐在中国展开。

2.1 文化观念的改变 2.1.1 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

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西方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科学成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比如，电磁感应(1831)、电报(1836)、进化论(1859)、发电机(1866)、元素周期表(1869)、免疫理论(1880)、电灯电话(1880)、遗传定律(1886)、放射性(1895)、量子论(1900)、钋和镭(1902)、相对论(1905)等等，目不暇接。世界处于巨变之中。

相形之下，闭关自守的中国尚浑浑噩噩，对激流勇进的世界大潮茫然无知。毕竟，“中央之国”的政治体制过于深厚，从未有过与另一强国在平等基础上长期交往的经验，竟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视为用小钱和通商安抚了未教化的蛮夷。直到1860年圆明园被大火烧尽的次年，才被迫搞了个应急的外事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海关总税务的大权居然交由英国人赫德(R Hart，1835~1911)绝对统管了45年。中国读书人仍迷恋的1200年前建立的科举制度，直到1906年才被废除。一系列的割地赔款，终于让中国感到自己不再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至尊地位了。

外来文化在中国的重大传入有过2次，一次是东汉初期的印度佛教；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西方基督教。太平天国的洪秀全(1814~1864)就是用基督教动员群众的，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而1899~1900年的义和团则以反对基督教和天主教起事。这导致1901年与日、英、德、法、美等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特别加强了对传教士传教和教会的治外法权保护，包括保护教堂的财产、土地和中国雇员等，也促进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传教重点开始从宫廷走入民间。

中外传教士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在当时的高级知识阶层中占有很大比例甚至教父的地位，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科学，并成为先驱的力量，教堂的神父们能长期开展气象和地震监测便是明证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的寺庙道观千百万座，从来都是闭门修行，只供佛祖不测地震的。1901年，中外传教士1575人，皈依天主教者72.1万人；到1920年，激增至1.3万传教士、200万信徒，还有18万的天主教学生。中国当时共有1740个县，除掉边远地区的106个县外，全都有西方的传教活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渗入的程度几乎与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的情况相差无几(费正清，1994)。

此时，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报刊学堂、出版翻译、出国留学、科学小说蔚然成风，输入的数量和质量前所未有，甚至连鲁迅也在1903年撰写了有关放射性和居里夫人的故事。镇抚四海几千年的天朝帝国，终于不得不向“西洋蛮夷”礼贤下士了。问题在于，学什么，怎么学。

中国知识界真正开始吸收西方思想，是在1900年以后。严复在甲午海战后的1898年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反响。国人被民族之间居然也存在着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原则所震撼，明白了西方强大的关键在于思想和观念，科学才是富国强兵之本，并非洋务运动表面上追逐的钢铁和钟表(史革新，2001)。早期的种种托庇于“西学源于我华夏”的心理慰藉被粉碎，传统的实用观念遭颠覆，传教士和儒家对“格物致知”的演绎也转向了Science——源自日文的“科学”——词义为按照“科目”系统地研究机理、量化分析、抽象思维、实验检验以达到理性认识之“学问”，旨在掌握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

新的世界里，需要把Earthquake单独提取出来，作为Seismology的内容之一加以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中国在《五行志》里将地震等同于怪异、水旱的传统做法，用阴阳五行、天谴地气来分析的观点显然需要彻底改变(冯锐，2009)。事实上，近代地震学以1900年为标志已站住了脚跟：一则在1900年，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80多台Milne地震仪建起了第1个全球地震台网(图 3)；二则1901年4月11日，国际地震协会在法国Strasbourg成立。随后，1901年德国Wiechert发明倒立摆地震仪，1906年俄国Galitzin发明电磁地震仪，在世界范围得到推广，测震学和理论地震学快速发展起来。

图 3 1900年用Milne地震仪组建的第1个全球地震台网

时不我待，中国已经不能继续躺在张衡地动仪的历史光环里了。如何跟上世界潮流，遂成几代人的奋斗目标。

2.1.2 科技人才的培养

中国的面孔，长期是矛盾的。一方面，国家积贫积弱。《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每人摊1两，付款期从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约7.39亿美元)；另一方面，人民伟大聪明。1905年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发起革命，1909年不仅詹天佑建成了铁路，冯如还造出了飞机。

同样是这个1909年，在美国国内民众的强烈批评之下，美国国会遂决定将庚款所定赔款的余额——本利1471.7万美元退回中国，旨在“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促进国民融入现代社会” (罗斯福国会咨文，1908)，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掌管这笔经费和其他学术捐款的使用。1924年后，其它诸国亦效仿美国陆续退回余额，定向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后来发展到基金会每年至少约有100万美元的预算。国内当时的大学(堂)屈指可数，北洋大学(1895年盛宣怀)、京师大学(1898年孙家鼐)、齐鲁大学(1901年周学熙)、山西大学(1902年岑春煊)等最早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以后又利用庚子退款，在1911~1912年间建立了清华大学、协和医院、北京图书馆等学术机构，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辛亥革命后，被动接受西方科学的格局被打破，大批青年出国留学。1901~1920年间约有2400人进入美国大学，1920~1940年间约有5500人在美国370所学校里学习，主攻工程学或经济管理等实用学科，留日学生在1906年达到1.3万以上。基督教教会又在中国投入巨资，创办和支持了13所大学，如燕京大学(北京)、圣约翰大学(上海)、金陵大学(南京)、齐鲁大学(济南)、华西协和大学(成都)、岭南大学(广州)、东吴大学(苏州)、华中大学等。1919年的各级公立学校已达12万所，在读学生400万人，教会学校约50万人(费正清，1994、2015)。同期，还出现了3所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即震旦大学；1903年马相伯)、南开大学(1904年张伯苓)和厦门大学(1921年陈嘉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农学、医学、航空学、无线电学等开始引入课堂。

与西方相似，中国的地震学也是先从地质学入手的。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设立了地质科(科长章鸿钊，1877~1951)，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带有科研任务的行政单位。后归属工商部矿政司(科长丁文江，1887~1936)，又在北京大学开办讲习班培养地质学人才。1913年工商部(次年称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1916年地质讲习班毕业了谢家荣、刘季辰、王竹泉等第1批技术骨干22人。1918年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王仰之，1983)，还创办了《地学杂志》《北京西山地质志》《地质学报》等地学期刊。

第1批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于1920年毕业，以后每年都有从欧美学成的人员回国。对近代地震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一些科学家，如翁文灏、袁复礼、谢家荣、李善邦、丁文江、蒋丙然、王应伟、竺可桢、顾功叙、秦馨菱、傅承义、翁文波、方俊、张文佑等都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他们既熟稔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和学术训练，成为现代地球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和先驱。当然，除少数科学家外，地震仅仅是作为一种地质现象来认识的，其物理学和理论地震学的研究基础一直比较薄弱，是中国早期科研工作的一个弱项。

2.2 现代地震学萌生 2.2.1 新的认识观念

据笔者查阅，地震观念的最早变化恐怕出现在1886年6月13日的北京地震中。

从记述这次地震的全部报章66份来看(谢毓寿等，1987)，几乎都是几千年传统的定性描述：“人皆迷惑，波翻浪涌，溢出黑水，天旋地转，屋宇动摇，摇如旌旗，迎风欲倒，地震有声，铃语叮铛，上彻霄汉……”从中很难抽取科学的信息。惟有1篇文章例外，是由传教士皮尔逊从保定写给《中国时报》的：

这次震动的间隔差不多是有节奏的，所有的灯都一致地顺着南北线摇摆。从挂钩到悬挂灯的最低点长50英寸，摆动量是约5至6英寸的一个弧，震动持续4~5min，从4时15分开始至4时20分停止。我还看到一个大缸里的水面呈波浪式摇晃，溅湿了水缸边缘并留下湿痕，它的最高点约3/4英寸，周边湿痕的高度几乎相等。就是说，晃动没有出现明显地转向。4时27分又感到二、三次震动，方向相继是北、西北、偏南、东南……

对于同一次地震，传教士也见到了“铃语叮铛，波翻浪涌”现象，但他更关注的是天然验震器——吊灯和液面的反应，而且是用长度、周期、时间、振幅、方向等物理参数来描述的客观现象，做到了定量化。这就把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地观察和研究地震的方法带到了中国，让中国人更容易学习，也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2.2.2 中国地震目录

最早的中国地震目录(法文)为何人所编？这多少是个长期不甚明了的事情。直到最近，在高继宗(2015)和江苏省海门市民族宗教局(黄启扬等，2015)的努力下，才得以澄清。第1位编制中国地震目录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黄伯禄先生(1830~1909)(图 4)。

图 4 黄伯禄于1905年(据黄启扬等(2015))

黄伯禄，江苏海门人，清末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学家。通晓中、法、英和拉丁文，论著30多种，曾任上海天主教修道院的司铎(Priest，即神父)、徐汇公学校长、复旦大学(前身震旦大学)校长(费正清，1994)。他参考大森房吉编纂的地震目录里有关中国的数据，利用了中国10种史书和391种地方志，在76岁高龄时开始编辑法文版《中国地震年表》，呕心沥血3年完成了第1卷，《Hoang:Catalogue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signals en Chine》(公元前1767~公元1895年)含3322条地震记载。黄先生在1909年10月7日该书出版后的第2天去世，是首位为中国地震科学献出生命的学者，葬于上海圣母堂。黄伯禄神父在徐家汇观象台有两位外籍助手：西班牙人管宜穆(J Tobar)和法国人田国柱(H Gauthier)，他们遵照黄先生去世前夜的嘱托又对遗稿作了补充和校订，历时四载，仍以黄伯禄作为第一作者于1913年10月出版了第2卷，对第1卷中的地震作了简要说明，还补充了138次地震有感区域的地点分布图。

这两卷书均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以后又在法国传教士1892年创刊的《汉学丛书》上发表，通行于欧洲各国，奠定了中国地震学的基础资料①。黄伯禄的学术贡献被法国文学院2次授予儒莲奖。

① 1949年后，《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7年完成，含8000余种文献、15000余条地震记载、8100余次地震。《中国地震目录》于1960年完成，含破坏性地震1180次。

2.2.3 地震台站

法国耶稣会(天主教)于1870年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天文授时、气象观测台，以后增加了地磁(1874)和地震观测项目(1904)，黄伯禄即为该台神父。

日本于1897年在台北安装了Milne-Gray水平摆地震仪(图 5)，首次记录到1906年3月17日台湾梅山7.1级地震。又在台南(1898)、台中(1902)、台东(1903)、恒春(1907)、花莲(1919)、高雄(1925)以及阿里山、澎湖等地设台，初步形成区域地震台网。后期，还增设了宜兰、新竹、嘉义、新港、兰屿、玉山和大武等地震台②。

② 鄭世楠等， 2013， 臺灣地區地震儀沿革(1897-1972)。www.gdms.cwb.gov.tw/HisEq/new_page_5.htm

图 5 1897年架设在台北测候所的地震仪②

此外，俄国在大连和营口(1904)，日本在沈阳(1905)和长春(1908)，德国在青岛(1908)，意大利在陕西通远坊(1922)分别设台，天津中法工商学院也短期安置过地震仪。至1925年，中国共有15个地震台(图 6)。早期使用Milne和Omori地震仪，20世纪20年代逐渐改用Wiechert和Galitzin地震仪。这些地震台全部由外国建立和掌控(1905年日俄战争后，几乎都被日本控制)，主要为港口的水文气象服务，也未组成统一台网。

图 6 1922年前的地震台站、铁路和7级以上强震震中略图 2.2.4 地震烈度表

历史上，地震烈度表是在这个时期编成的。自1564年意大利地图绘制学家Gastaldi开创这项工作之后，经过多位学者的改进，直到1878年Rossi、1881年Forel和1902年Mercalli的系统工作，才完善了地震烈度表。

我国最早的等震线图由黄伯禄神父的助手Tobar和Gauthier绘制，他们根据1668年7月25日郯城地震的历史资料，按照Rossi-Forel表绘制了Ⅵ~Ⅹ度等震线图，发表在1913年《中国地震年表》(法文)第2卷(高继宗等，2015)。

1913年12月21日云南峨山7级地震，昆明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张鸿翼率5人于1914年1月赴现场调查。查明了灾情与地质、地形的关系，绘制了受灾村镇分布图。

首次在地震现场开展烈度评估的是刘季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7)。他对1917年1月24日安徽霍山6.3级地震绘制出等震线图(震中烈度Ⅶ)，揭示了地质构造的控震作用。这次调查工作比较顺利，当时的北洋政府由皖(安徽)系军阀掌控，而震中区又恰发生在总理段祺瑞(皖系头目)的故里——六安，加之地震死亡数十人，余震持续1个月有余，政府颇为重视。仅调查表就发至各省财政技术员、各铁路路长、海关税务司、各县知事等，补充了125处地点的信息。最后，由翁文灏亲自执笔，以地质调查所的名义上报了政府(农商公报第35期)。

1年后1918年2月13日广东南澳-汕头地震的境遇就迥然不同了(图 6)。地震更强烈，灾情更严重，南澳全县倒为平地，汕头死伤高达千人，仅招安、潮安二地便死亡数百人。其时，孙中山正在广东发起反北洋政府的护法运动，南澳-汕头地区是粤军抗击桂军的地盘，总统冯国璋、总理段祺瑞对广东的事件自无兴趣。致使南京中央气象台的现场调查极难展开，烈度图甚糙(王应伟，1931)，亦无调研报告。这次地震的震级7.3，震中烈度X，死亡人数粗估为二三千。

2.2.5 震灾救援

1918年前，北洋政府从未搞过震灾救援。有过救援行动的反倒是满清政府，只对外不对内，甚至还奴颜婢膝地提出过“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强之欢心”的方针。

比亚迪称，首批车型专为伦敦设计，后续将推出适应英国不同地区需求的车型。比亚迪BD11所搭载的全新一代刀片电池双层大巴底盘将电池与车架集成，不仅显著减轻了整车重量，增加续航，更提升了车辆的稳定性和操控。整车设计兼顾了驾驶员与乘客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可选装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等先进的主动安全配置。

1906年日本偶遇自然灾害，慈禧搞起赈济来。史载：“光緒三十二年，二月戊辰，诏各省保护教堂及外人身家。是月，頒帑十万助賑日本災”。意即皇恩“赏赐日本”白银十万两(约合7.5万美元)救灾。次年，再拨粮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壬寅，日本以水災來告，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 (《清史稿·本纪二十四(八)》)。摆出一副天朝大国普度众生的架势，全然不顾百年禁止输出粮米类物资的严令。

1906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8.3级地震。美国迅速在旧金山地区组织救援，采取严格的抗震措施，对急救、消防、治安、饮水、食物分配，以及重建家园等都有具体规范。当年秋季，美国地震学会在旧金山成立。1909年美国会决定向中国退回庚款余额。1910年里德(Reid)根据对旧金山地震的研究提出了“弹性回跳”理论。随后，沿圣安德烈斯断层组建起地震监测网，迅速开展起地震学的研究。糊涂透顶的慈禧太后又要赏赐美国10万两白银，《清史稿》有载：“美国旧金山地震，頒帑十万赈华民”。不过，此等荒唐迅即被美国国会明确地“辞谢”掉(图 7)。

图 7 美国辞谢了慈禧太后的地震赈济(1906年《申报》)

1908年12月28日，即在光绪和慈禧死后的1个月零24天，意大利梅西纳(Messina)发生7.5级地震。清廷又搞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际赈济”，史载：“癸酉，意大利地震災，出帑銀五萬兩助賑” (《清史稿·本纪二十五(一)》)。

清廷做法在当时惹得天怒人怨，群情沸鼎。中国在1874~1905年间曾连续对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对日赔款共3.24亿两白银，1901年《辛丑条约》又要对意大利赔款9千万两……。中国处于年年向外行举新债还旧款的窘境，海关、盐务、税收、邮政等已经全部由外国把持变成了偿贷机构(费正清，2015)。据当时的《申报》披露，仅1906年徐淮海地区的水灾，流离灾民就达730万人，而1907年全国又遇水灾，饿殍遍野，大量灾民漂洋过海到欧、美、澳去乞讨求生。清廷无视国民生死，竟然拿着外债去外援，如此“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黑暗腐败，进一步激发了推翻清廷的革命浪潮。

3 北洋政府后期(1918~1927)

1916~1919年，每年出一件大事：袁世凯死、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五四运动。中国转入封建军阀割据时期(图 8)。

图 8 近代地震史的重大事件和阶段划分

各国列强既失去了共同的袁氏工具，便各寻自己的新代理人，军阀亦拥兵自重。北洋政府相继由皖系(段祺瑞，1916~1920)、直系(曹锟、吴佩孚，1920~1924)和奉系(张作霖，1924~1927)军人控制。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下，便出现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张宪文，1985；费正清，2015)。

全国一盘散沙的另一面，是为思想开放、百家争鸣提供了一个短暂又难得的机遇。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促进了民族觉醒，推动了中国科学社和群众性专业学会的成立，传播科学的主动权逐渐从外国传教士向中国学者转移。应对地震，既学到了西方的新理念，也尝到了新教训。

3.1 新文化运动

1915年，《科学》和《新青年》这两份并驾齐驱的重要刊物问世，分别由中国科学社任鸿隽(图 9、10)和北京大学陈独秀创办，为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份综合性科学期刊。同年，日本提出了亡我中华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前竟然同意签订。

图 9 任鸿隽(1886~1961) 图 10 《科学》1915年第1期

火山终于爆发。高举反帝反封大旗的1919年五四运动，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与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家和以《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起了主导作用，影响和改造了一代人(张焱等，2007；李侃等，2004)。它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文学发展史的里程碑，出现了思想解放、探索新道路最为活跃的时期，史称“文化复兴”。

任鸿隽(1886~1961)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秘书，1915年与其他留美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回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1935)和中央研究院秘书长(1938)。他自1929年起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总干事10年，掌管“庚子退款”的审批和使用，精打细算地支持了中国的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上海科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北京地震台和南京地震台在1930年购买Wiechert和Galitzin地震仪的经费，就是在他任内给予资助的。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国民政府使用庚款时，任鸿隽铿锵地回答：“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 (费正清，1994)。

中国科学社的座右铭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最早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迅速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这个时期对“科学”的理解，有了比清朝末年更为深刻的升华。科学已经是一个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完整知识体系、改造社会的力量，科学家的个人命运开始与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先进的思想被群众所掌握后，一场比辛亥革命还要深刻的思想跃迁和社会变革，已然孕育。

中国科学社还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拓荒者和探索者，它大力引进了西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学会和组织机构(潘丙国，2009)，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科学丛书》等多种刊物，使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结社自由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至1925年，中国已经相继成立了天文学会(1922年高鲁)、地质学会(1922年章鸿钊)、气象学会(1924年蒋丙然)等共计44个群众性科学学会。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科学社已拥有3700余名社员，汇聚了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很快成为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

《科学》是当时水准最高的学术期刊，以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和英国皇家学会《自然》两刊物为模版，倡导学术民主和科学创新，国内最重要的地震学文章大多发表于此刊(表 1)，至2018年已经出版到70卷。第1篇地震学的文章刊于1917年第3卷，是留美学生、中山陵设计者吕彦直(1894~1929)的“汉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模型，时年23岁。

表 1 《科学》(1915~1949)刊登的地震学文章 3.2 1920年海原8.5级地震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8.5级的地震仅有过3次：1668年山东郯城、1920年甘肃海原、1950年西藏察隅等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05分的海原地震，是中国唯一的震中烈度达到Ⅻ度的特大灾难(中国地震局灾害防御司，1999)，24.6万以上的灾民死于冬雪大漠，留下了地震史里的永远伤痛。

据翁文灏(1922)(表 1)所述，上海、日本地震台和外国报章推测的“震中在甘肃东部、陇山之东的平凉……，都不准确”。12月19、28日甘肃省时任省长张广建2次“十万火急”致电总统徐世昌、总理、内务部、财政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献)，以953字的电文泣血求援。1921年1月初，固原电报局从灾区发出首份告急电报。北洋政府竟然对这3份急电一概弃之不理。

此刻的北京，皖系段祺瑞政府刚倒台，经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皖系已败北。直系军阀曹锟一上台，便首先在1921年1月免去了张广建的甘肃省省长和督军2职务，理由倒也简单——他是安徽(皖)合肥人。其后的两年多，甘肃省省长之职从张广建、陆洪涛、尹陈誾、潘龄皋到林锡光等走马灯般更换，无不捞一把就走，而地震灾区无一政府要员“莅临现场”。拖拖拖，一直拖到1921年3月才把甘肃震灾与五省旱灾并列，5月份才在公文上允许从交通赈灾捐款中拨出2万元给甘肃(高继宗，2013)。能否落实，无人知晓。据说，当时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机关人员欠薪数月至20个月不等，连总统府的办公费亦数月无有着落(崔艳红，2010)。孙中山怒斥军阀们让百姓“跳出了热锅，跳进了火炉”(见孙中山1920年《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在这种黑暗腐败的政治形势下，社会救助被紧急推上历史舞台。

3.2.1 第1次现场调查

1920年前后，华北出现1877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冀、鲁、豫、晋、陕等5省370个县近2000万人受灾，死亡50万人。宁夏也有13个月滴雨未落，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熊希龄(1870~1937)是1913年民国政府的首任民选总理，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他1920年9月的倡议下，北方5省灾荒协济会与各国救灾传教士迅即于10月组成了“国际联合赈灾总会”(United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亦称北京国际联合救灾总会)，牧师艾德敷(D W Edwards)为总干事。熊希龄先生随即创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接收灾区儿童。12月的海原地震后，赈灾的重点从旱灾转向了震灾救援。

赈灾总会的甘肃分会首先派员于1921年2月赶到平凉、隆德、静宁、会宁等地，急电北京：震灾超乎想象的严重。随即，赈灾总会的北京分会委托美国牧师霍尔(J W Hall)、海斯(J D Hayes)、克劳斯(U Close)和麦克考麦(E McCormick)赴现场调查，由留美学者、北京政法大学教授柴春霖(1888~1952)全程陪同(高继宗，2013)。

调查组1921年3月6日由北京乘火车走南线，抵陇海铁路的西终点——洛阳西的观音堂(图 6)，再徒步由泾川、平凉向西至隆德-静宁-会宁，向北到固原、黑城镇、杨郎乡、海原，至黄河边(图 11)。查明了极震区位置，确定了严重的山体破裂、移动、滑坡以及堰塞湖，首次披露死亡人数逾20万，亲见人畜尸横、狼狗噬人的浩劫，满目疮痍，惨绝人寰。极震区还包含了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家乡——成纪(天水北)，波及到西王母的降生地——泾川，西王母本是掌管灾荒和瘟疫的女神，汉武帝曾11次到泾川来祭拜。这些情况最早公布于1921年3月16日中国最具影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该调查组经内蒙于5月27日回到北京，于同年6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公布了灾区照片、放映了灾情纪录片。

图 11 美国传教士Hall绘制的第1幅海原地震灾情图(据Close等(1922))

1922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头版刊出Close等(1922)的文章《群山走动的地方》，并附24幅灾情图片(图 11)，特别注明是受“国际联合赈灾总会”委托的震灾调查。作者还以西方人的笔法提到一个感人情节：

在极震区的静宁县，灾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然遇到了两位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她们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破旧的茅草棚里，女士们拒绝当地的特殊照顾而宁愿与灾民同甘共苦，坚持救灾工作。

《国家地理》由著名的电话发明人贝尔(A G Bell)创办，1929年会员已高达125万，属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该文报道了海原地震如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3.2.2 第2次现场调查

翁文灏(1889~1971)(图 12)是我国首位地质学博士，中国地球科学的创始人和学术领头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者。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1913年回国。曾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1922)、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0)、清华大学代理校长(1931)、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35)(黄汲清，1989)。

图 12 翁文灏(1889~1971)

陇西，系指南北走向的陇山以西的广袤地区(图 11)。陇山的最高峰为六盘山，位于甘肃省静宁北侧，不过现今已经把陇山的整体统称为六盘山了。这里千山万壑，人烟稀少，很难确定地震的具体位置，自古便把这里的地震统称“陇西地震”。翁文灏(1922)(表 1)最早指出：陇山之东、西两侧的地震活动强弱迥然不同，西侧多震、东侧极少，故而外电讲的“震中在陇山之东”的说法不可能成立。张衡地动仪测到的134年12月天水一带的地震即为“陇西地震”，1920年12月的海原地震也属“陇西地震”。当时，翁文灏以张衡地动仪来激励大家：

汉书张衡传，衡造地动机……，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本国毫无设备。我们更应急起直追，期有进步。

鉴于美国牧师Hall和Close已经先行考察了震中区，翁先生便极力推动我国的地震地质工作上马：

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动他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我们应该感觉十二分的惭愧，应该自加十二分的策励。

1921年4月15日翁文灏亲自带队，北洋政府的3个部亦均派员：(内务部)苏源泉、易荣膺，(教育部)王烈、杨铎，(农商部)翁文灏、谢家荣等共6人，其中，王烈和谢家荣分别是留德、留美的地质学者。他们从北京乘火车走北线，抵京绥铁路的西终点——归绥(今呼和浩特)，再步行至皋兰、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图 6)。历时4个多月的艰苦考察，实现了我国第1次大规模的地震科学考察(翁文灏，1921；谢家荣，1922；李灼华，1986)。全面总结了研究结果，绘制出等震线图，研究了现代地震科学的基本问题，如强度、位置、烈度、地震活动序列、前兆现象、灾害特征、救灾赈济、地震成因、地震地质等方面。

naikeqi.cn

以后，翁文灏又做出一系列地震学的新贡献，比如：

•整理出了该区的地震目录，共266个事件(前780~1909年)。列出了该区240条地震的时间、地点和强度的分布。划分出甘肃强震的6个分区——武都区、陇西区、泾原区、宁夏区、西宁区和武威区，粗估迁移周期平均约30年；

•首次提出利用史料来研究地震活动性的方法，以及对震中迁移的新认识；

•提出了建立“地震史料烈度表”的雏形，以及烈度异常区的概念；

•最早分析了我国地震区划问题。首次绘制了地震与构造的关系分布图，划出16条地震构造带，性质上分4种类型：地壳陷落的垂直断裂地震带；沿海错断地震带；秦岭山脉的突转和平移构造地震带；逆掩构造或推覆地震带(翁文灏，1923b)；

•首先把国际地学的最新进展——魏格纳(Wegener)的“大陆漂移说”(1912)引进我国。

从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很多分析和推断都是合理的，为我国地震地质研究奠定了基础(黄汲清等，1989)。

1949年后，郭增建等6人在1958年、彼得鲁舍夫斯基在1959年还分别对海原地震开展了地震前兆和地震地质研究。在20世纪里，阚荣举在60年代、李玉龙和康哲民等在70年代、环文林等在80年代都对海原作了现场徒步考察，90年代还开展过多重破裂特征、减灾对策的研究(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等，1980；环文林，2015)。

3.3 地震救灾 3.3.1 华洋义赈会

对海原地震，国内首次组织了大型震灾募捐，新闻媒体和民间团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崔艳红，2010)。仅《辛壬震灾记》记载的募集捐银共计247 782两(高继宗，2013)。令人发指的是，募集的赈款却横遭贪官污吏的层层克扣。1921年9月4日《申报》载：“赈济局人员，只知抽大烟，叉麻雀，吃花酒”，华洋义赈会来调查时，他们竟说没有灾况。甚至连直系军阀曹馄也侵吞了地震赈济款300余万元，地震灾民每人仅得到12枚铜板(郑正伟，2000)。直到3年后的1923年3月19日，杯水车薪的政府赈款仍然“尚未及半”。老弱灾民瑟缩露宿，狼狗群出噬虐妇孺，不为饿殍即为僵尸。兰州的受施粥灾民已超过万人，卖妻鬻子屡见不鲜，“竟有卖人肉包子之事”，丧生人数已无法统计。

鉴于中国的灾荒频发，救灾需要长期进行，有必要把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合赈灾总会”提升至永久性组织。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简称华洋义赈会，后称乐施会)，外方人士为西方传教士。总会主席梁如浩，副主席是圣公会主教怀履光(W C White)，总干事仍为牧师艾德敷(D W Edwards)。参与震灾-旱灾救援的外籍人士来自美、英、法、德、意、加、俄、奥和北欧的瑞、挪、丹、芬等国800多人，其中的650余人是在华传教士。赈款以美国居多，特别是由美国各界知名人士组织的对华援助机构——美国华灾协济会(United Relief to China，亦称联合援华会)给予了常年捐款，仅1927~1933年的捐款就达1.41亿元(141 599 971.02元)又630美元。美国红十字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给予了资助。华洋义赈会是中国在民国时期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民间性国际慈善组织，分会遍及全国，蓝底白十字为会旗，不涉及政治、宗教与派别。

华洋义赈会在海原地震的救灾工作中最为突出，他们在各大城市连续发起了义赈义演，募捐款共17 358 633元，超过了北洋政府的拨款11 337 751元(为防范官吏的贪污克扣，政府还不得不把其中的400万元委托华洋义赈会下发)，北京义赈分会募集到捐款14万元(谢家荣，1922)。仅1920年12月~1921年8月，各地华洋义赈团体共支出赈款15 230 787元，救济灾民7 731 611名，占全部灾民的1/4以上(蔡勤禹，2006、2009；刘招成，2003)。

15年后的海原地震区，变成了星火燎原的革命之地。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红军在隆德-瓦亭的北侧翻越了六盘山，写下“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清平乐·六盘山)的咏怀名句。1936年10月红军3大主力会师于海原地震的震中区——会宁和静宁北的将台堡(图 11)。据地震幸存者回忆，红军在当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领导群众批斗过当年贪污地震赈灾款的奸官污吏(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1980)。

3.3.2 地震救灾中的新观念

历史表明，中国震灾的损失程度长期位居全球首位，缺乏有效的救灾机制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传教士把西方的人权平等、福利思想和社会救助观念带入中国。

(1) 科学救灾的原则

“筹办赈济天灾，提倡防灾事业”是华洋义赈会的赈济原则，防灾减灾胜于救灾，赈济不涉及内战等“人祸”所致灾难。针对1920年海原地震，他们工作的重点有二：一是以工代赈，办工程、修道路，恢复生产；二是建立农村合作社，让灾民摆脱高利贷的枷锁。这种新方案，很快成了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救灾良方，并具有重建家园的性质(蔡勤禹，2009；杨琪，2009)。灾民被组织起来，投入到会宁、静宁、通渭、德隆等县的开挖河道、整修土地等工程中，既修复了家园，又获得了救济款粮，至1921年11月共用款10万元左右(谢家荣，1922)。还修筑了公路、筑堤、开渠、掘井等，仅1921~1929年间的项目就达62项，尤以修筑穿经海原地震区的西安-兰州公路为最大工程，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Gustaf Tornvall还在施工中献出了宝贵生命。至1935年，筑新路1993英里，修旧路1296英里(刘招成，2003)。民国时期的大规模修筑公路，就始于华洋义赈会，推动着中国从闭关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

(2) 积极灵活的行动

意大利方济各会(Franciscains Italiens)是天主教中提倡过清贫生活的一派，主要传教于山东、山西和陕甘穷乡僻壤，颇有群众基础，其延安天主教堂曾被鲁艺选为校址。方济各会在陕西通远坊永乐店的教堂也遭海原地震的损伤，属烈度Ⅵ度区。地震后，天主教堂于1922年自费购置了Wiechert地震仪(摆锤200kg)，先后由戴神父和贾神父负责监测地震，试图发挥警示地震的作用，坚持工作到日本入侵的1937年(谢毓寿，1990)。

筹款方式走向了国际。华洋义赈会迅速在国内外发行了震灾募款的邮票和印花(图 13、14)，至1936年已募集到外国捐款5000万美元，部分款项还可以转为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之用。此外，华洋义赈会的美国人贝克(John Earl Baker)在1916~1926年间是北洋政府交通部的顾问，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5位外方董事之一，还促进庚款资助过一些农村水利等项目(费正清，1994、2015)。

图 13 华洋义赈会1920年12月发行的募款邮票 图 14 华洋义赈会1924年发行的赈灾募款印花

(3) 外国传教士的贡献

1919年基督教新教的在华传教士已达6 636人(其中的4 500余人来自美国)，天主教传教士在1920年达2000余名(蔡勤禹，2006)。自1881年以来，美国一直推行高校学生志愿海外布道活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截止1918年，派往中国的已达2524人。他们并非临时性地投入震灾救援，而是长年地、持续性地开展救助工作，涉及地震、水旱灾后的家园重建，还有育孤、济贫、赈灾等慈善事业。1929年海原以北的绥远一带遭遇旱灾，在华洋义赈会开展救灾的3个月内，就有14名中外传教士染上疫病或牺牲了生命。他们的救援行动，受到劳苦大众的高度赞扬。

被誉为“中国十大国际友人”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也是华洋义赈会的成员，1927年4月来华，1929年在包头东的萨拉齐镇参加赈灾，实施镫口村民生水渠渠口的工程。以后到了延安和新四军军部，积极投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与斯诺等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还在陕西和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艾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60年，死后被安葬在他的战友——英国人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1945)的墓旁——甘肃山丹。艾黎出生于新西兰的基督城(Christchurch)，当地在2010年9月和2011年2月发生7.1级和6.3级强烈地震。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山东潍坊基督教长老会的“乐道院”被日军改成国内最大的外侨集中营(图 15)，1200多名英美等国在华传教士被日军关进集中营，上至90岁的老人，下至8岁的儿童。其中就包括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Hayes)、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Stuart)、齐鲁大学教务长戴维斯(Davis)，以及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后来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1981~1986)的恒安石(Hummel)等。留下来的传教士仍冒着生命危险为救济难民而工作，艾德敷(Edwards)继续担任华洋义赈会副会长，还服务于美国华灾协济会(United Relief to China)，负责将美国援华物资分配给难民和其他救济机构。他们又在1937年11月的淞沪会战后联合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贝克率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办事处的同仁全体加入进来，并担任总干事一职，他们不畏惧宁沪等地日占区的极度险恶，直接参与或资助建立的收容所达30个，收容难民不下30万人(蔡勤禹，2006、2009)。日本的侵华战争迫使传教士大量回国，辉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华洋义赈会随之陨落。

图 15 山东潍坊的日军西方侨民集中营(1942~1945年)(新华网图片)

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志愿者们，纵然怀抱传播福音的真诚，不领报酬，不怕牺牲，毅然决然地抛弃西方舒适的生活，扎根于中国穷困破落的农村，奔走在地震、水旱的荒芜灾区，帮助那些一贫如洗、无人问津的百姓恢复生计，抗震救灾，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重，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已融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永驻华夏大地。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以往的地震科学史研究中，他们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救灾扶贫方面的贡献长期被忽略甚至贬低了。

3.4 1927年古浪8级地震

在中国近代史上人员伤亡第2位严重的震灾，是1927年5月23日的古浪地震。震中在海原地震的西侧不过百余千米，二者位于同一构造。

按理说，1920年海原地震的考察和救灾已取得经验，古浪地震又是与它相距咫尺的8级大震，学者们本期待“地质调查所正式负调查地震之责任”(李善邦，1948)(表 1)，实际上却做不到。冯玉祥为配合北伐(1926年7月广州~1928年6月北京)，其西北军届时占据了陕甘宁豫，北洋政府自不会理睬这里的震灾。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又相继发动了政变。故而古浪地震发生后，纵然新闻媒体作过宣传和大力募捐，终究变成了白色恐怖下的边陲孤烟，无人问津。震中烈度Ⅺ度，41 400余人罹难，牲畜损失27.5万头(中国地震局灾害防御司，1999)。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7月30日《字林西报》的现场报道：古浪地震不仅毁掉了武威城圣白劳特教堂，西乡村天主教堂亦倒塌(图 16)，当地的育婴堂里有100余名孤儿，地震时20名小孩丧生，主任修女康斯但丁罹难。文中写道：

图 16 西乡村天主教堂在古浪地震中倒塌(1927年《字林西报》) 左边2人是修女; 黑衣者为神父

主任修女勇敢地来回救护被埋葬的孩子，她也被砖土所打。当于土堆中觅得康斯但丁教师的尸体时，其两臂之下尚挟二孩，此二孩安然无恙，康教师临死尚救二孩之命，真可敬也……

这是笔者在史料中第一次见到的地震中舍身救人的英勇事迹，后人将永远敬重：一位外国女士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2个中国孤儿。主震后的6月16日，黑沟峡堰塞湖溃堤，当地天主教会又开展了救灾活动，还绘制了仅有的外围等震线图(布登博罗克，1927)。

1949年后，周光和刘秉俊在1954年、张生源在1974年踏勘了地震遗迹，寻访了幸存者。1980年兰州地震研究所编写了研究报告。

3.5 1923年关东地震 3.5.1 中国的救援

1923年9月1日11点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3级地震。午饭时分的炉火引发木质房屋火灾，损失严重。按日本官方公布，地震死亡105 385人。另有报道，“中国留学生当时在东京者共有千余人，幸在暑假中，归国者不少，因此死伤较少。至于横滨地方，我国商人很多，约有4600人，其中死者2000余人，只剩半数生存”(顾仲超，1995)。

当时中国的震情也很紧张，1920年海原地震中至少24.6万人死亡，1923年3月24日四川炉霍-道孚发生7.3级地震，6000余人罹难。两次大震的强余震一直延续到日本关东地震之时，“造成200里内炊烟几断，损失甚巨”(翁文灏，1923a；中国地震局灾害防御司，1999)。匪夷所思的是，北洋政府对这一切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反倒举全国之力去为日本救灾了。

孙中山致电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北洋政府紧急调派了2艘军舰、10艘商船，载运粮食、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免去了所有出口日本的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的关税，迅速运去大米30万石，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动员了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各大城市义赈义演，京剧名角纷纷登场，末代皇帝溥仪还把价值70万元的清宫金、银、玉器珍品变卖赈灾。就这样，全国为日本募集了总额约150多万元的赈灾款，其中，财政部拨款20万元、民间团体及个人50多万元、红十字会中华总会5万元、江浙地区51万元等，华洋义赈会也投入赈灾。满载面粉和大米的中国“新铭”号救援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医疗队26人、北京红十字总会5位专家等是首批抵日的国际救援队伍(图 17)。从日接回华侨6321人，减轻了日方负担(代华等，2012)。据《申报》《大公报》，日本的轮船甚至直放温州，将木炭、烟叶、菜籽、鲜蛋等物品运载回去，一次的价值就高达51万元……。中国全民动员、“捐弃前嫌”的力度实在太大了，连庙里的僧人和尚都给折腾起来，至今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还存放着一口中国梵钟，那是我国众多寺院举行道场法事、专为日本地震的死难者在杭州铸造的吊祭大钟。

图 17 中国医疗队在日本关东地震现场救护伤员(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摄)

中国人民太纯洁、太善良!

岂料，日本当局竟在地震现场制造谣言：“朝鲜人要举行暴乱，是朝鲜人放的火，以后还有大震”等，东京与神奈川立即宣布戒严命令，日本各地的军队、警察和市民组织起来，成立“自卫团”，开始屠杀朝鲜人和中国人(图 18)，死亡者包括未满10岁的儿童。据木户四郎回忆：

图 18 关东地震时日本军警在屠杀中朝平民(1923年韩国《朝鲜日报》)

中国劳工被集中后，日本人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

韩国国家记录院2014年6月2日首次公布了《日本关东大地震被害者名单》，被杀害的朝鲜人约6000名。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也在战后作了详细查证，撰写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指出被害的中国人758人，其中，死656人，伤91人，失踪11人，90%是温州人，著名华工领袖王希天也遇害。在寺田寅彦和铃木三重吉的《关东地震火灾记》和华洋义赈会的当时文件里，都明确记载了上述民族屠杀的残暴事实。日本在关东地震中蒙受的痛苦，居然以屠杀中朝平民的方式野蛮地渲泄了。

2002年中、日、韩3国53名历史学家组成了共同编写委员会，利用3个国家73家单位提供的历史资料，历时3年的反复争议与讨论，按照达成历史共识的原则编写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2005)，并在3个国家同时出版发行(图 19)。书中专辟有一节《关东大地震和在日朝鲜人、中国人》，客观记述了中朝投入地震救灾却遭到屠杀的事实，指出：“大屠杀是无颜面对国际社会的奇耻大辱”。结尾如下：

图 19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里1923年关东地震时屠杀中朝百姓一节

1970年开始，日本的市民团体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被屠杀的事实进行调查，发掘了遗骨，进行了追悼。虽然这一事实已过去了80年，日本政府仍未对屠杀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事件进行正式的调查，也没有谢罪和给予补偿。

中国的灾难，仅仅是开始。

日本国内久存的法西斯观念在关东地震中被触发和强化了，并很快主宰了全民意志：关东大地震时死了3个皇族成员，两百年江户文化的成果瞬间毁灭殆尽。如此强烈的地震还会再次复发，日本狭小的国土完全没有搬迁的空间余地。欲保障日本人的生存空间，只能对内讲“开拓”——占领孱弱落后的中国，移民开拓；对外讲“共荣”——抢占东亚的资源，实现共荣。

日本在关东地震之后的侵略步伐急速加快。1924年迅速控制清末代皇帝溥仪，筹备“满洲国”；1927年确定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方针；1928年炸死不愿当傀儡的张作霖，无情地嘲笑了张大帅的愚蠢——1923年关东地震时他刚向日本送去2万袋面粉和100头牛以救灾；1931年日本出兵侵略中国；1945年移民到东北的人数已高达166万，外加近百万人的关东军和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5.2 历史教训

清末以来，中国屡屡搞起过“对外震灾救援”，以1923年的对日赈济达到顶点。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尚待研究。现实的教训却十分深刻，历久弥新：

(1) 自不量力。中国在1918~1923年间频发水、旱、震灾，死亡人员百万之众，大大超过关东地震，自顾不暇却举国救日。而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在我之上，隔岸观火，从不对我实施过救助。中国的这种自不量力的人道救援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明显含有“别有所图、只待回报”的政治意图，受援国不会买账。于是，当美、英、德、法等10个国家于1924年已经全部放弃了庚子赔款的余额并实施退款之时，唯有日本在1923年关东地震后坚持原强硬立场，迫使中国在1923~1937年的14年间，只能持续不断地年年付给日本庚款赔偿。从1902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时为止，中国对日实际付出的赔款数额共计45 731 181日元，已经达到对日庚款的99%。其中，真正用于留日学生补助、助华文化活动之费用，还不到19%，其余的经费全部被日本用于侵略中国的战争了。

(2) 混淆界限。1923年关东地震时，日本对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仍然强行霸占，拒绝归还；是年初，日军射杀了主张“抵制日货”的中国民众，造成的“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未得解决；遭全国人民唾骂的1915年《二十一条》未作废除；日本在关东地震的损失约100亿日元，但日本乘一战之机侵略我山东，又收入了30亿日元的利益(顾仲超，1995)……。关东地震后，北洋政府将上述各项重大政治问题束之高阁，再不抗争和追究，反而连篇累牍地号召全中国人民“捐弃前嫌，中日提携，停止抵制日货，恢复中日亲善”，混淆了人道救援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界限。

当然，这次举国援日的发动也与孙中山有关。中国在1918年夏季有146个县水灾，美国给了赈济，孙中山曾有过表态：“回忆中国水灾饥馑之秋，彼时灾黎遍野，美国红十字会尝由函电汇款数十万元，分发灾区，实行拯救。”“今日中国之士若能乐于输将，倘他日反有所求，美国人士自可触引此次之援手，亦必踊跃资助也”(孙中山1918年《中国应协助美国红十字会之理由》)，这可能是孙先生1923年愿意对日赈济的隐性因素。不过，日本对中朝百姓的民族屠杀让他顿然清醒、刻骨铭心，故而在1924年底孙中山离粤北上时，乘船途经日本，在1924年11月28日神户的欢迎会上表明了坚定的立场：“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 (张宪文，1985)。孙中山到北京后不久去世(1925年3月12日)，这句话成为他对日关系的政治遗言，警钟长鸣。

4 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

1928年底东北易帜——北洋政府的“汉满蒙回藏”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国形式上统一，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

史学界称1928~1937年为“黄金十年”，虽有1929~1931年间各派新军阀的反蒋之战，但全国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权已经从外国手中收回，货币、交通、邮政、航运等已统一，工业平均年增长率达8.4%，工农业总产值达到清末以来的最高水准(张宪文，1985；费正清，1994；路瑞锁，2012)。中央研究院和多个研究所成立，中国科学家最终取代了外国传教士的学术主体地位，地震学进入有科研体制为依托的幼年发展阶段，进展显著。

1937年的日本侵略打断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科学救国上升为抗日救亡，科学前辈们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4.1 中央研究院

科学学会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过中国科学社和各专业学会的体制关系，毕竟松散。

为解决科学研究的实体支撑，1928年6月9日在南京成立了国家性质的学术中心——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1868~1940)，聚集了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如任鸿隽、竺可桢、王家楫等)，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取代了中国科学社的最高组织领导地位(图 20)。1949年中央研究院迁台，大陆于同年11月1日成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1892~1978)。中央研究院的初期仅有理化实业所、地质调查所(所长李四光)、社会科学所和观象台等4个机构。以后，观象台分成天文、气象2个研究所，设在南京，理化实业所在上海分成物理、化学、工程3个研究所(潘丙国，2009)，至1935年共设立10个研究所。1929年还成立了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1881~1973)。为彰显学术特点，中央研究院对外采用拉丁文Academia Sinica，各专业学报也一律照办，如天文学报Acta Astronomica Sinica、地质学报Acta Geologica Sinica、气象学报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等，以及今日的地震学报Acta Seismologica Sinica。

图 20 中国科学社(1915年)、中央研究院(1928年)、中国科学院(1949年)的标识

1930年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聘请了美、德、法、瑞典的著名地质学家，建立了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还陆续成立了河南、湖南、两广、四川等省级地质调查所。南京地震台隶属于中央气象研究所，傅承义先生1947年回国后便就职于该所。青岛地震台自1924年从日本收回后，设有气象地震科、天文磁力科和海洋科3部分(中国气象学会，2008)。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已转由地方当局、航业公司、各电报公司资助，设天文、气象、地震、地磁、大气物理、校准时刻等6大部分(陈岳生，1947)。从此，地震工作有了体制上的依托。

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10名中国董事之一，基金会的庚款独立于国民政府。1926~1945年间为大学、研究所和文教组织等共计96个机构拨款，资助总额24 250 893元以及392 795美元。7位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获得了长期研究经费，翁文灏榜上有名(费正清，1994)。

4.2 测震学的开展 4.2.1 中国自主的地震台站

(1) 青岛台

青岛观象台由德国于1898年建立，1908年增设了地震、地磁和授时项目，配备Wiecher地震仪(摆锤200kg)。1909年1月23日首次记录到青岛附近的中小地震，以及同年4月15日的台湾地震，曾出版《青岛市观象台地震报告》(德文)。一战时被日管辖，1924年2月由中央观象台收回。留学比利时的气象学博士蒋丙然(1883~1966)为首任台长(图 21)，并在同年10月10日在青岛创建了中国气象学会，他1946年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1966年病逝台北。在他的促进下，1926年9月购进小型Wiechert地震仪(摆锤80kg)，成为中国人自己掌握的第1个地震台。1937~1946年8月期间中断工作(吴瑾冰，1997；中国气象学会，2008)。

图 21 蒋丙然(1883~1966)

王应伟(1877~1964)(图 22)，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数学科，曾任东京中央气象台台长。1915年回国，次年任北京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之一。1929年调青岛观象台任气象地震科科长，后兼任天文磁力科科长，在天文、气象、地球物理等领域的著述甚丰。1917年研究了根据S-P时差推算震中距的方法，发表“地震之震度及震源距离”“甘肃地震概说”等论文，出版了《近世地震学》《地球磁力学》《气象器械论》《中国古历通解》等重要专著。他是中国首位开展地震仪器观测和理论分析的学者，测震结果刊于由他任主编的《青岛观象月报》。1938年后，在北京潜心于中国古天文历书的研究。

图 22 王应伟(1877~1964)

(2) 北京台

林行规(1882~1944)，留英的法学博士、翁文灏同乡，1912年回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法律顾问、司法部部长、北京大学法科学长。1929年把自己在北京鹫峰山庄的一块地产捐给了地质调查所，还资助了观测室的建设，观测室于1930年3月完工(高继宗，2010)。鹫峰台同时挂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均为翁文灏)，李善邦负责，助手贾连亨。1930年配备Wiechert百倍级地震仪(锤重200、80kg)，同年9月20日记录到第1个地震。1932年8月增添Galitzin-Willip千倍级地震仪。

李善邦(1902~1980)(图 23)，出生于广东兴宁县的农民家庭，1926年从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回原籍中学教书，经叶企孙先生推荐进入地质调查所。1931年前后，李善邦先后向上海台的意大利人龙相齐(P′ere E Gherji)和东京地震研究所的今村明恒(I Akitsune)学习地震学。秦馨菱(1915~2003)(图 24)1937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台工作，来台实习过的还有翁文波和陈国达。

图 23 李善邦在北京地震台(1931) 图 24 秦馨菱(1915~2003)

北京地震台按月出版了《地震专报》(英文)与世界各地震台交换，1932年7月开始出版《鹫峰地震季报》，每年4期，深入研究的震例约300个。到1937年共记录2472次地震，是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台站(李善邦，1980、1989)。

(3) 南京台

南京北侧的钦天山(今称北极阁)(图 25)自南北朝便设有观象台(后称钦天台、司天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在明朝1598年登顶时，曾见到该台有“铜制天球，日晷，相风杆，浑天仪，简仪等器”(《利玛窦来华始末记》)。1928年在北极阁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留美气象学博士竺可桢(1890~1974)任所长。为研究地震、海啸与气象的关系，1930年订购了地震仪器。金咏深负责测震，助手孙儒范。

图 25 南京北极阁观象台的原貌(1912年《真相画报》)

金咏深(1905~1953)，1929年国立中央大学毕业，1930~1937年任气象所测候员，在《科学》《气象杂志》发表过3篇地震学文章。抗战期间曾在航空公司工作(秦馨菱，2005)。

北极阁台1932年6月安装Wiechert地震仪(水平向放大1500倍，锤重17t；垂直向放大150倍，锤重1300kg)，同年7月8日记录到首次地震。1934年3月配置Galitzin-Wilip电磁式地震仪。1932~1936年出版《地震季报》4卷共16期，与国内外四五十个地震机构和台站交换观测资料。1931~1935年间，逐年发布《地震测候》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年度总报告中，共记录地震1410次。1947~1948年南京的北极阁台和水晶地震台恢复工作(秦馨菱，2005；刘广宽等，2006；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2005)。

前述3个地震台的仪器都十分先进。1897~1910年间，世界各台站的仪器均为Milne地震仪和Omori地震仪，属于第1代仪器。Wiechert倒立摆地震仪和Galitzin电磁地震仪属于第2代地震仪器，更适合监测微小近震，对远震的初动亦有良好反映。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庚款资助下(北京台获4000余元)，3个地震台均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第2代仪器(表 2)。台湾地区自1933年后地震仪亦全部升级，一直用到1988年。

表 2 中国自主的地震台一览表 4.2.2 中国地震仪的研制

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鹫峰台的交流电线被日军炮火打断。当日，贾连亨和他老父冒着危险把台站资料和地震仪装箱，连夜用人拉平板车走出十几里山路，一直走到天朦朦亮才运到燕京大学和协和医院藏匿起来，他父亲因此病倒而为地震事业献出生命。鹫峰台后来变成抗日游击队的指挥部，Wiechert地震仪的重锤被制成手榴弹打击日寇。在南京，李善邦与金咏深等抢运和隐藏了地震仪，Galitzin地震仪在运输途中被日机炸毁。李善邦被战争害得妻离子散，与其他研究人员于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之前匆匆撤离。1939年春，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入重庆北碚。1938年2月~1943年6月，日军对重庆实施了9000多架次轰炸，万余房屋尽成瓦砾，地质调查所办公室亦被炸，工业实验所竟成火海……重庆出现了南京大屠杀后平民最严重的死伤。

李善邦、秦馨菱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1938年9月抵渝，冒着日军的战火奋力研制中国的地震仪。所需材料从旧货摊上买东西改装，用石磨当飞轮，人力带动车床加工零件，阻尼器用铁片放进油里实现，时号用橡皮夹放个小铅片，继电器的白金触点用经常需要擦洗的白银来替代，没电源时就开启手摇发电机，熏烟记录纸反复使用，日机轰炸后又继续工作……，李约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感动，表示回英国后要帮助他们解决殷钢材料。长期的艰苦劳累导致李善邦肺病复发，多次吐血，秦馨菱成“万能博士”……。1942年冬中国第1台地震仪制造成功(图 26)，为水平机械杠杆放大熏烟式，放大倍率152。命名为“霓式”地震仪，以纪念我国地震学先驱翁文灏(字咏霓)(李善邦，1945；秦馨菱，2005)。

图 26 中国第1台地震仪的基本结构(李善邦，1945)

1943年8月重庆北碚地震台正式工作，记录到四川、淮河流域及土耳其等地109个地震，出版报告，与Gutenberg、ISS、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地震中心交换资料。谢毓寿(1917~2014)四川大学毕业后，1944年到台工作。二战期间，苏联所有地震台都停止了工作，北碚地震台竟能在战争中建立起来，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李善邦地震仪于1951年改进加工，遂命名51型，装备了我国黄河流域20多个地震台，一直用到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秦馨菱，2005)。

4.2.3 地震监测

1927~1933年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项目，对内蒙古、甘肃、新疆地区作地质、地球物理、考古、测绘等综合研究，袁复礼(1893~1987)和陈宗器(1898~1960)亦参加，成果颇丰。此间，该地区发生2次震中烈度大于Ⅹ度的强震。

对1931年8月10日的8级地震，李善邦(1934b)利用全球65个台的数据，在新疆9月初来电之前就确定了震中——北疆富蕴，袁复礼也立刻在当地作了调查。可贵的是，李善邦已经用上美国麦氏走时表，而Jeffreys地震走时曲线是在1935年才完成的。1932年12月25日甘肃玉门的7.6级强震亦为西北科考团员亲历，金咏深(1933)(表 1)利用东亚32个台资料确定了震中在玉门-昌马，随后作了通信调查。

1933年8月25日四川叠溪发生7.5级地震。李善邦(1934a)又根据北京、南京台P波到时相同的特点，简单及时地推断了震中位置，随后用多台数据修订了震中坐标，确定了发震时刻和深度，分析了地震的构造背景。上述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科考和震灾救援。

4.3 地震调查 4.3.1 1933年叠溪7.5级地震

中国近代史上人员伤亡第3位严重的震灾，是1933年8月25日的四川省叠溪地震。

叠溪台地高出岷江270m(图 27)，1300年前的唐代在其上建有叠溪重镇，地震时整个台地轰然塌陷，古镇亦荡然无存，全城517人遇难，仅逃出1男1女。陷落和山石垮塌又造成20余个羌寨覆没，周围15km内的所有房屋皆被摧毁殆尽(图 28)，还形成3个堰塞湖……。10月9日晚7时许，高出岷江河床160余米的叠溪堰塞湖溃堤，大定以上的水头高达60m，水流浓浊如烂泥，腥臭刺鼻。汹涌的浊浪于是夜9时到茂汶，水头高约26m。11时到威旧，子夜冲到汶川，水头高约20m。次日凌晨3时抵达灌县，洪峰仍高12m，冲坏了都江堰的飞沙堰，灌县2500多人死于洪水，成最为严重的次生灾害(洪时中等，2014)。罹难于地震的总计9293人(中国地震局灾害防御司，1999)。

图 27 1933年叠溪地震之前的叠溪台地原貌(E H Wilson摄于1910年8月3日，洪时中提供) 左下河流是岷江 图 28 叠溪地震中的鱼儿寨震灾难民(1933年茂县政府司法曾伯衡摄，洪时中提供)

叠溪地震时，国内正处于严重的外患内忧之中。日本在1932年2月建立伪“满洲国”后，1933年已把侵略战火全面向南推进到山海关、延庆、承德至热和省的长城一线，5月逼签的《塘沽协定》和7月的《何梅协定》成为“九一八”之后重大的入侵新阶段；与此同时，蒋介石在1933年9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这个时候，社会关注点已转移，叠溪震灾得不到国家层面上的救援。

地震调查全靠四川当地来进行，成都水利知事公署全睛川率队10余人，于9月27日前往震区调查。返程途中遭遇10月9日的叠溪溃决。除全睛川与寺庙老僧因夜晚聊天而侥幸逃脱外，周郁如、郭西中、诸有斌等其余同事皆遇难，再次出现为地震事业殉职的科技人员。其中，诸有斌是四川大学史学系3年级学生，为救同伴而牺牲，年仅23岁。1934年3月，技术员胡权五在对叠溪积水疏导施工中，也因余震献出了生命(洪时中等，2009)。

1933年10月25日，西部科学院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1904~1979)与罗西伊等人再次实地调查。初步查明了叠溪及其周围震区的崩塌滑坡、人员伤亡、水灾过程、余震序列等，编写了考查报告(常隆庆，1934、1938)。地震之后，当地政府曾采取过有限的救助和以工代赈措施(李德英等，2010)。

对叠溪地震的系统研究，是在1949年以后开展的(四川省地震局，1983)。

4.3.2 强震调查概述

1900~1949年间的地震调查共有13次(表 3)，只是未达人迹罕至的西部5次强震区。研究内容很宽泛，诸如分析地震与地质构造的关系，统计有感震的区域(烈度、影响)、震声(区域、特性)、前兆现象(地下水、动物、地光、气候变化)，分析极震区和震源的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山崩、地裂、地陷、喷砂、冒水)，研究建筑物破坏和人员伤亡原因，总结地震活动序列和历史地震背景等，留下了宝贵经验(李时若，1991)。

表 3 1900~1949年震中烈度大于Ⅹ度的地震

对一些中强地震，如福建上杭(1922)，云南大理(1925)，陇东、厦门(1936)，两广(1938)和云南石屏(1940)，报章曾作新闻报道。

4.4 地震学研究的进展

在中央研究院时期，地震学研究的进展较大。

1928年以前的20年，仅检索到23篇地震学文章，属于初级内容，涉及到的刊物不足10种，诸如《学生杂志》《地学杂志》《观象丛报》等。有分量的仅是1918年霍山地震报告和《科学》上刊登的文章。1928年以后的20年，检索到63篇地震学文章，刊物30余种，如《科学时报》《地质评论》《气象杂志》《气象学报》《地球物理专刊》《地球物理学报》《燕京学报》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央研究院年度报告》《北平研究院汇报》《农商公报》等也有一些文章，大多可从《中国近代地震文献编要》(陈尚平等，1995)中查到。较重要的进展简述如下：

(1) 理论地震学

王应伟(1931)的《近世地震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现代地震学的理论著作。他根据Gutenberg和Jeffreys的地震波著作，以及Wiechert、Sieberg和Galitzin地震仪的材料撰写而成。全书11章，含弹性波动、地震波传播、地震仪、地震记录、地震波的观测、震中与震源等基本理论，该书学术价值很高。留学加、美的地球物理学博士傅承义(1909~2000)1947年回国，曾于1946~1947年在美发表过3篇有关地震纵横波、面波传播的经典文章。

(2) 测震学

对测震仪器，从原理、构造、阻尼、频率响应、计时和记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翁文波，1934；李善邦，1934a；孙儒范，1935(表 1))。对霓式地震仪亦有详尽介绍(李善邦，1945)。结合1931~1933年富蕴、昌马和叠溪等地震，讨论了相应的测震技术和计算方法(金咏深，1933(表 1)；李善邦，1934b)。1936年王振铎还根据悬垂摆原理提出了张衡地动仪的复原模型，年仅24岁。

(3) 地震地质学

1925年以后的强震共11次，调查了9次(表 3)。烈度评估已普遍采用，利用了测震学的数据，整理了相应地区的历史地震资料，探讨了发震的构造背景、余震活动序列、地形和地质对烈度的影响和前兆现象等。特别是地方的科研机构和学校都投入进来，河北、两广和云南地区甚至对余震活动作了研究。对于1936年广东灵山地震，24岁的陈国达使用了Mercalli地震烈度表，据等震线形状推断了断层的产状。据他回忆，正是这次工作，使他发现了地槽-地台说与中国地质现象之间的矛盾，萌生了“地洼学说”的最初想法(刘宝诚等，1999)。

(4) 抗震减灾

学术研究开始考虑抗震问题。分析了地震时倒塌民房的结构、材质等因素，讨论了地基条件、断层避让、松软土层间的关系，强调了对黄土层窑洞的减灾、次生灾害的预防问题。加大宣传了“防灾减灾胜于救灾”的概念，呼吁建立震后救灾机制，甚至提出了地震预报的想法(翁文灏，1924；王应伟，1931)。

(5) 学术交往

翁文灏1922年在比利时参加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宣读《中国地质构造对于地震区分布的影响》一文，这是我国地震学成果的首次对外交流。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是第一次开展的国际地学合作。李善邦1934~1936年赴德国波茨坦(Potsdam)地球物理所、耶那(Jena)地震所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考察学习，1946年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剑桥大学的邀请访英1年。秦馨菱在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的资助下，1945赴美学习1年。抗战胜利后，海峡两岸学者相聚于台北，1947年台湾气象局赠送给大陆Weichert、Omori型地震仪各1套(秦馨菱，2005)。

针对早期在外文翻译和日文借用上的混乱情况，地震学名词的使用开始渐趋规范化(表 4)。

表 4 民国时期已渐趋规范的地震学名词 4.5 科学前辈的贡献

抗战需要钢铁，国家需要资源。抗日战争，把科学家与祖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地震研究与地球物理学的工作结合到一起。

刘庆龄1937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开展了地磁研究，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地磁图。留学德、美的方俊、顾功叙在1938年的严峻时刻迅即回国，方俊等编纂了《中华民国地形挂图》与《中国分省新图》，顾功叙带领助手曾融生研究了全国重力均衡。留英的翁文波冲破阻力于1939年赶回国内，奔赴玉门找石油。李善邦、秦馨菱等先后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川南和贵州铁矿金矿区、以及攀枝花磁铁矿区开展物探……。我国的白云鄂博主矿、玉门油矿、攀枝花铁矿、江西南岭钨矿等几个重大矿藏都是此时期发现和证实的。科学前辈们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做出了贡献。

1947年8月2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理事长陈宗器，1898~1960)，地震学研究从气象学和地质学的“代管”状态分离出来，作为9项独立学科之一纳入。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出首届81位院士，地球科学领域有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谢家荣、竺可桢(潘丙国，2009)。此时，国际地震学又取得新进展，诸如发现了地核(1914)、液态内核(1936)，发展了地震勘探技术(1923)，建立了震级标度(1935)等。

5 启迪与思考

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这是鲁迅1925年在《华盖集》所言。随着1924、1925年列宁和孙中山相继离世，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鲁迅深思着国家的灵魂和前途。这个灵魂，也同样写在近代中国地震学史上。

5.1 科学救国是历史的选择

“学而优则仕”本是中国的一个落后腐朽观念——读书为做官。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1915年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把读书人的个人命运与祖国前途、科学研究与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改造了人们的心灵。我们听到考察海原、叠溪等地震的科研人员们渴望民族独立的呐喊，体会到李善邦等在日机轰炸下研制地震仪的奋起决心。中国地震学是在九州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由前辈们砥砺奋斗而开创的，后人会永远牢记:研究报告里存留着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地震台站上闪烁着爱国主义的辉煌。百年屈辱给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爱国、救国、兴国的高尚灵魂遂成为世代中国学人扭转乾坤的力量源泉。

5.2 科学与民主需要同时提倡、相互辅翼

“科学与民主”的提出已然百年，只有二者同时提倡、相互辅翼，社会才能进步。学术民主相对容易，而政治民主却没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扎根，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专制思想和文字狱的流毒，在中国极其牢固(茅家琦，2004)，直接损害着科学和艺术创新的灵感和土壤。1916~1926年间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正值袁世凯死去、列强多元化、新专制未建立，即专制权力的低点时期。各种群众性学术团体和报刊相继出现，出国留学蔚成风气，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迅速传入和实践，出现了近代史上思想开放包容和中国文学创作的辉煌高峰(费正清，1994)。这段“文化复兴”的时间虽然不长，成就有限，但青史明鉴，值得汲取。

5.3 地震研究是个长期的认识过程

地震的重复率极低，又搬不进实验室。这种类型的研究，个案的、现象性的分析相对容易，普适的、规律性的确认十分困难。常隆庆(1904~1979)(图 29)是位功勋地质学家，1935年首先发现四川攀枝花大型钒钛磁铁矿(王仰之，1983)，矿山投入开采，后来还为他竖立了全身雕像。他早在1933年就考察过叠溪地震，但对地震的认识却远未结束，以致谢世前的1978年还在伏案耕耘《叠溪地震和地震地质概说》一文(常隆庆，2012)。甚至在叠溪地震80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会读到有关这次地震的研究成果(洪时中，2014)。西方也是如此，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的里斯本发生8.7级大地震，在2005年里斯本地震250周年之际欧洲仍然要举行学术会议，继续研究这个地震的相关问题。美国对于1906年旧金山地震、日本对于1923年关东地震、意大利对于1908年梅西纳地震的研究，也都是这样。可以说，长期性是地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一次大地震的孕育会历时几百年至上千年，而人类在几十年间的研究结果只不过触及到了构造运动的短期或瞬间现象，要以此来准确预测地震毕竟不够充分。预测问题，民国初年已提出，无疑是个长期的任务。

图 29 常隆庆(1904~1979)

1979年11月21日中国地震学会在大连成立(理事长顾功叙，1908~1992)，要比1880年日本地震学会、1901年国际地震协会的成立时间，分别晚了100年和80年。

6 结论

随着西方科学在清朝末年的传入，中国近代地震学逐渐发展起来。可大体划分成的3个阶段，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辛亥革命深刻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以中外传教士为主体的零散性地震研究；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科学社和专业学会出现，以海原地震为标志的地震地质研究首先起步，积累了地震的救灾经验，但也有深刻教训；国民政府期间，中央研究院和专业研究所建立，中国科学家取代了外国传教士的学术主体地位，地震学进入有科研体制为依托的幼年发展阶段，进展显著。科学前辈们把个人与祖国、科学研究与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科学救国是历史的选择，科学与民主需要同时提倡，地震研究是个长期过程。

笔者谨以此文纪念恩师李善邦先生去世40年。他生前几度表示过想写中国地震史世界上最恐怖的动物，但因年事已高未能成稿。幸好，在先生谢世前完成的《中国地震》的“自述”一节里，已经写明了我国早期地震发展史的要点(李善邦，1981)，本文遵循他的总思路来撰写。李善邦先生为中国地震学的发展贡献了一生，后人将永远纪念他的功绩。对笔者的工作，洪时中教授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及相关资料，谨表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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